在党风廉政建设中，管好亲属是重要的一环。用我伯父周恩来的话说：“这个问题十分重要。”他曾经举例说过：“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，可是他溺爱秦二世，结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。”所以，伯父多次说过领导干部包括他本人在内“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”；“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，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。”
我的伯父周恩来有兄弟三人，我父亲是三弟，比伯父小六岁。我家孩子多，经济上很困难，伯父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，就用自己的工资来补助我家，直到我们兄弟姐妹陆续参加工作为止。伯父不但在生活上关心照顾我们，而且承担了教育我们的责任。
伯父对我们这些晚辈的教育，主要是两条：一条是决不允许我们享受任何特权待遇，就连特权思想都不可以有。另一条是做任何事情都要以国家、人民的利益为重，而不能以个人利益为重。
说到第一条，伯父要求我们在外面不能讲与他的亲属关系，不能享受特权，要完全做个普通人。他常对我们说：“你们现在就是普通学生，将来参加工作，就是普通劳动者。无论上学、工作和生活，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，而不能依赖家庭。”他说：这就是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不同所在。
伯父对我们的教育多在细微之处。我上初中时住校，星期六看到有的同学家里有汽车接送，而我只能挤公交车，心里难免不舒服。回家后，我就对伯母念叨这件事。伯父知道后很严肃地对我说：“伯伯的汽车，是国家为了工作需要而配备的，不能用在私事上。”他不但不让我们用车，即使他接待外宾前到北京饭店理发的路程都让工作人员按里程付费。这类事看起来是小事，但伯父认为这些小事中往往包含着廉洁从政的大道理。
我参加工作后不久，从基层农村小学调动到区委机关工作。伯父知道后立即问我：“是不是因为人家知道我的身份而照顾你进城的？”我说：“不是。是区委搞运动需要党员，小学里党员很少，只得把我抽调上来。”伯父说：“哦，是这样，那就没有办法了，我也不能干涉你们基层组织的工作呀！但你还是要多在基层工作锻炼才好。”
20世纪60年代，为减少北京人口，国务院出台了一个政策：夫妻双方如一方在北京，一方在外地，北京的就要调往外地。当时我在朝阳区委工作，我丈夫在西安部队服役。1965年6月，领导找我谈话做动员。我说不用动员，四个月后，我休完产假就调往西安。因为伯父经常教导我们，国家有政策，我们就应该遵守，就应该执行，没什么可说的，不能有任何特殊。就这样，我们在西安工作了五年，后来又去贵州遵义的山沟里工作了四年。伯父对我这样做很满意。
1974年初，我丈夫接到部队上级调令回北京，我没有调令，就没敢想一起回京的事。临行前，我陪他向部队领导辞行，部队领导奇怪地问我为什么不一同调走？我说我没有调令呀。他们想当然地说：“你回北京安排个工作，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？还要什么调令啊？”我说，我从来不走“一句话”的路，只能按组织手续办事。就这样，我最后是按随军家属的正常手续调回了北京。即便如此，我们去看望两位老人时，伯父还是严肃地问我：“你离开北京工作已经九年了，现在回到北京，是不是照顾到和我周某人的关系，才回来的？”这时我伯母在旁边提醒道：“恩来呀，你别忘了，人家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，还是军人家属，她是随军调动回来的。”伯父这才放心。
说到第二条，伯父经常对我们说：“我们参加革命几十年，随时随地都在准备可能的牺牲，从来没想到过取得政权后还当个什么官。想起几十年来那么多战友与同志抛头颅洒热血英勇牺牲，我们能够活过来就是幸存者，我们要替那些牺牲的同志去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，还有什么权利去考虑个人利益，还有什么权利不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呢？”
1961年，我二弟秉钧高中毕业准备报考清华大学，同时空军到学校招收飞行员，他也已入围参加体检。一天伯父找他谈话，问：“万一体检不合格，当不成飞行员，就去服兵役，不上大学，怎么样？”秉钧对此毫无思想准备，一时不能理解。伯父对他谈了国家形势：“今年农业受了灾，需要很多劳动力。国务院研究后认为，今年的复员军人都要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。咱们城市青年应征入伍，就可以少抽或者不抽农村劳动力去服兵役，这就支援了农业生产，也减轻了农村的负担。”就这样，秉钧放弃了考大学的志愿，愉快地参了军。1965年，伯父又支持四弟秉华不考大学，参了军。三年后，他复员回到北京工作，先做普通工人，后来当了干部，并成为先进工作者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前，青年学生的最好选择就是上大学，似乎只有考不上大学才会去当兵。而伯父一直要求我们根据国家的需要作出选择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毛主席号召青年学生上山下乡。1968年，我16岁的五弟秉和，15岁的六妹秉建，分别去了延安农村和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，伯父对此积极支持。1970年底地方征兵时，他们经基层组织推荐，通过正常手续入了伍，高兴地来向伯父伯母报告。当时，大学不招生，最好的出路是参军。那时，解放军不但威望高，并且入伍后生活上也可得到极大改善，因此青年们都以参军为荣。但五弟六妹没有想到的是，伯父却要求他们脱下军装，回到农村，回到牧区！伯父谆谆教导他们说：“越是困难越是不能离开基层，越要带头坚持在农村牧区，作个普通农民和普通牧民，把参军的机会让给其他知识青年和青年农民、青年牧民。”就这样，他们经过强烈的思想斗争，还是服从了伯伯的要求，坚持留在农村和牧区，做一个普通劳动者。
伯父始终认为，“对于干部子弟，要求高、责备严是应该的，这样有好处，可以督促他们进步”。伯父多年的言传身教，在我们的思想上打下深深的烙印。我们深切地感到，越是与伯父关系亲近的人，他对你的要求就越是严格，越要按照国家的需要、人民的需要、形势的需要去做，到最基层、最艰苦、最边远的地方，去做个普通劳动者！这就是伯父一贯的“亲者严，疏者宽”的原则。伯父对我们近乎苛刻的要求，我们从来没有感到委屈，相反为有这样一个伯父感到骄傲。
习近平同志说：“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，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。”我想，伯父离开我们39年了，人民依然怀念他，崇敬和爱戴他，正是印证了这个道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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